知识、知识链、知识运用绩效评价（附两篇文章扉页图）
这是一个散步时想到的题目，作为随笔也就随意发挥，东扯西拉了。自己有知识吗？我上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应该有吧？记得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工作时，一位社科院的专家说过“你们”这些人有知识没文化；这句话在一次闲聊中还听到有人提起。汉语词源中有关于“知”和“识”的解释。“知”：说的很准（一语中的）；“识”：本义是用语言描述图案的形状和细节；引申义是区别、辨别。柏拉图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这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准。
这是发表在《城市管理与科技》2021年第5期上的文章知识，从个人角度看，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研究生的知识积累和深化过程；就具体知识而言，也有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应用等环节，从而形成一个“知识链”。借用一位伟人的说法，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知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常说的话是：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原以为，知识传播是老师的事情。但想起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感觉老师除了教授知识，更重要的“传道”（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育人”。事实上，知识传播的途径众多，包括教育、宣传、培训等……
这句培根的名言，原文是：Knowledge is power。知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于实用性，以能否让人类创造新物质，得到力量和权力等为考量尺度。有关于知识的悖论是：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知识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未来简史》如是说。通俗地说，教练员传授的是知识，而运动员展示的是技能。事实上，从知识到行动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说得非常清楚：王阳明先生的原名是王守仁。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上面的四句话在近期央视的“典故里中国”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至于一个人运用知识做出的咨询、出台的政策、付诸的行动，是否符合公众预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个人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知识运用、服务对象等。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推行的“煤改气”，我们不怀疑本意是改善环境质量，但不少地方铺设了管道却没有气，有些地方改了气却不能供暖，导致小学生宁愿在院子里看书。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一是脱离中国国情，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天然气，改气的次年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17个百分点（虽然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推动者为国外天然气代言）；二是没有考虑群众承受能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17个领域的第7个领域是能源，标题是可承受的清洁能源。难道我们的倡导者、推动者以为我们群众的收入水平都与他们一样多吗？总体上，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中下游呢！又如，有著名专家2011年3月3日在科技日报发表文章，预测基于科学产能和用能的一次能源结构情景，认为2020年煤炭产量在20-24亿吨标准煤。事实上，2020年中国煤炭产量38.4亿吨，折合标准煤约30亿吨，超出情景预测6-10吨标准煤。即使如此，2020年冬以来的“拉闸限电”已经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真按20-24亿吨标准煤来调控，中国还能发展吗？中国还要发展吗？这些事情的发生，对研究咨询者、政策建议者、推动者而言，难道就不需要反思吗？难道我们就必须按照美国的模型、美国的思维美国的要求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吗？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有关研究、咨询、倡议、政策实施效果是会被记录下来的，后人会评价。人民对管理者的决策及其效果，最主要的感受是收获感、满意度的变化。“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总书记的情怀，也应该成为我们决策咨询、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出发点。从中纪委网站信息或《扫黑风暴》之类的电视得知，“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对一些“坏人”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无论一个人的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中央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的要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