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一块区域被划出作为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一生态保护区域的面积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加起来还要大——而这仅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生态保护系统的开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发展迅速，受到极大关注。目前，全国有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南山等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 12 个省，总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2.3%。新组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实现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

生态保护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除了有助于实现 2060 年碳中和，它还让国内中产阶层可以用低碳环保的方式探索自然、生态和科学，这与鼓励国内消费“双循环”理论相符合。最近在上海开放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激励企业和企业家们，推动这一全社会生态保护理念；森林和公园可以成为林业碳汇，有助于抵消空气污染、固定土壤、打造健康的生态系统。碳汇（carbon sink）是一个专业词汇，它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与中国独有的地标、文化遗产等，不仅可以彻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它们的生态分布和空间组合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国家符号，并创造了一种强大的软实力。

在美国，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一些美国政府政策是有争议的，但自从我去了家乡夏洛茨维尔附近的雪兰多国家公园，却感受到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家形象，即便在之后这个国家的困难时期，那个形象也一直伴随着我。同样，中国人民珍惜自己的生态和文化。在纸币和中国护照的页面上印着的自然、文化遗产让人们铭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蕴含丰富文化、壮丽自然美景且令人自豪的地方。对于许多人而言，四川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北京的长城创造了令全世界都难忘的中华符号，为全世界更多人提供了进入中国文化的便捷入口。长期以来，虽然公园、生态保护区和旅游景点错综复杂，项目繁多，但直到 2013 年“十三五”规划中国才正式确立国家公园制度。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对生态和自然的重新重视以及政府的举措促进中国迅速扩大了国家公园计划。

与众不同的是，这批国家公园与中国城市一样有着高科技的加持：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的保护目标。虎豹回归山林，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扶贫行动甚至也可从生态保护中受益；同样，三江源国家公园引导牧民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设立 1.72 万个生态公益岗位一户一岗，牧民每月获得管理收入 1800 元。旅游业可以为贫困社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每年从旅游收益中拿出 1500 多万元资金反哺社区。以 2020 年为起点，预计到 2030 年国家公园体系将基本全面建成。

即便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国生态文明保护的使命也是艰巨的。黑河-腾冲线，体现了中国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沿海东部，94% 的人口居住在 43% 的地区。在这条线的西侧，6% 的人口居住在 57% 的地区。除了人口稀少，西部还饱受贫困之苦。然而，我个人觉得，中国最美丽的一些风景却在这条线的西侧，从新疆的沙漠到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再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脉。简而言之，最适合做国家公园和生态保护的地区，往往伴随着贫困、自然美景和低人口趋势。村级和省级领导必须支持经济发展，希望这有助于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建立对中国梦的认同与自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似乎冒着对中国和世界具有标志性价值的传统民俗、乡村文化和原始生态破坏的风险。问题很简单：在发展过程中，地方领导人正在平衡当地的经济效益与抽象大环境目标和机会成本。无可厚非，地方官员会追求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他们想为当地人民谋求更多福利，但在经典的“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中，他们最终可能会摧毁达其他中国人民（来自其他更发达区域的 94% 的中国人民）认为的极有价值的自然、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工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公私合作：大型私营企业与国家合作，以实现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开放；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的李佳博士告诉我们，“许多在中国能源行业工作的人都期待着在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上进行交易。第一批 2225 家电力公司前来交易，将为其他大型排放行业树立榜样。”

为了实现碳中和，中国的大公司和城市正在寻求抵消其碳排放；国家公园作为碳汇，可以在宏观方面（碳中和）和微观方面（北京附近地区植树造林可以减少沙尘暴；国家公园可以令以生态为导向的积极形式的国内旅游与寻求鼓励国内消费的“双循环”政策相一致）。这些村民在维持生态系统、文化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应该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得到回报；非政府组织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彭奎博士告诉我们“林业碳汇的贸易直接有助于恢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经济市场的运作与国家的大局战略相契合，在中国逐步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的道路上，持续保护独一无二的自然风景与传统文化。让碳交易这一方式为生态保护服务，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不断发展的中产阶层为政府战略助力添彩。保护中国现有的自然、历史等珍贵遗产比从零开始创造出新的单一文化的生态森林等在经济学与生态学上要更加合理；正如 ICF 国际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 Huw Slater 告诉我们的那样：“造林的重要驱动因素可能是：1）中国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承诺到 2030 年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提高 45 亿立方米；2) 受 2060 年碳中和目标启发的企业对改革的承诺……随着碳中和理念逐渐被广泛关注，碳抵消市场和其他市场也逐渐复苏，或者更确切地说，碳中和这一理念的深入人心是对自然资本、生物多样性资本这些资产类别兴起的助力，它们相得益彰。后者可能有助于确保在进行植树造林项目时，人们不仅要考虑减缓碳排放，还要关注生物多样性。”

合理的政策在保持生态保护区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让居民们积极为整个国家创造价值。他们理应得到奖励。位于相对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国企业正在努力探索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通过企业向生态保护区的村民支付费用，以维护和保护当地生态，支持中国生态文明，回馈国家。在那些还在继续与贫困作斗争的地区，少量的钱就可以大有作为；乡村的传统文化、可持续的农业实践、中医药传统以及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本土化的解决方案，正如中国哲学思想“天人合一”。

中国东部也许会继续成为创新和城市化地区，黑河—腾冲线以西人口稀少的地区则可以成为生态保护区、碳汇区域（例如，因树木生物量高而对气候变化有所改善地区）和中国中产阶层进行可持续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农村居民可以通过保护当地生态系统（自然与文化）继续留在家乡并获得基本收入。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大部分地区保持原生态自然状态，减少贫困，促进城市化分布更均匀，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