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两大战略任务——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减污和降碳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既可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也是解决污染问题和气候问题的根本之策。

在广西，当地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做文章，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2020年，广西的非化石电力装机达到5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5个百分点，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保持在95%以上作出了贡献，还大大减少了由化石能源发电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山东海阳，全国首个“零碳”供暖城市的名号响当当。上一个供暖季，国家电投“暖核一号”供热项目顺利完成保供任务，保障了20万居民温暖过冬，海阳也由此告别了延续多年的燃煤取暖历史。据了解，这一项目同比核能供热前节约原煤消耗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3万吨，减碳效益显著的同时，还明显提升了区域供暖季空气质量。

类似的案例足以说明，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正在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不少地方的早期实践中，尤其是有关空气质量达标和二氧化碳达峰的“双达”工作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评估，2005年以来我国所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相当于累计节能22.1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节能减排成果，是因为环境污染物控制和温室气体排放两者的统筹和协同从很早之前就相伴相生了。

“2021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05年的72.4%下降至56.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6.6%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0.6亿千瓦。”在近日举办的2022年“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向社会公布了这组数据。

如果说减污和降碳过去只是“弱相关”，那如今显然两者已进入“强联合”的新阶段。

除了经过丰富的实践检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还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

“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特征，化石能源消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均是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

具体来说，我国几乎所有与人为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s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扬尘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

“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应该说减污降碳已具备了一体推进的基础。”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推进减污降碳的一个行动指南。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于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高度同根同源的特征，必须立足实际，遵循减污降碳内在规律，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实施方案》相关情况答记者问时如是说。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发力重点在源头，路径设计要系统，手段方法要综合。

强化源头防控，相当于抓住了减污降碳的“牛鼻子”。源头防控都包括哪些核心举措？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雷宇分析认为，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

这意味着，源头防控的关键在于，以减污降碳为导向，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将工作重心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也与减少碳排放的方向和路线一致。

以工业园区为例。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工业园区既是资源与能源集中消耗的大户，也是污染相对集中排放的管控单元。2021年，近1/4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占全国的近1/3。

面对艰巨的减污降碳压力，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势在必行。对此，《实施方案》将产业园区作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着力点，指出要在产业园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工作，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根据自身主导产业和污染物、碳排放水平，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提高园区能源、水资源和废物综合利用能力。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一头连着降碳。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意味着在工业、农业、生活、建筑等领域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而这些领域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高达110多亿吨。“三化”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推动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改变，推进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部提出将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聚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推动100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

对于“无废城市”建设与碳减排之间这种天然的耦合性，《实施方案》也明确了具体任务和方向。一是在优化环境治理方面，要求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协同控制，强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加强“无废城市”建设。二是在开展模式创新方面，提出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以及温室气体减排要求，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高碳”特征明显。减污与降碳，两者有着良好的协同治理基础，更有着广阔的治理空间，紧盯环境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源头是关键。

《实施方案》聚焦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显著的重点领域和行业，详细谋划了统筹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各项举措。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鼓励先行先试，应在区域、城市、园区、企业等不同层面开展减污降碳模式创新，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

安徽省积极行动，将减污降碳系统推进工作纳入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主任的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体制下，保证这件事有人抓，有人配合；

江西省企业自愿减污降碳联盟近日成立，40多家企业积极响应参与，旨在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拥有250多万人口的浙江衢州试点碳账户，一年多来，居民碳账户已超过230万个，引领当地形成绿色低碳社会新风尚……

如今，全国减污降碳氛围愈加浓厚。

实际上，无论是区域、产业园区层面，还是企业、居民层面，这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体多位于城市，其政策落地和执行也多停留在城市。因此，《实施方案》从系统治理的角度，吹响了城市层面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号角，为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具体实施路径和重要参考，更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不少城市“摸着石头过河”，展开了有益探索。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发现，有的城市构建起减污降碳协同管理体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对相关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实施、统一监察督查，如浙江省湖州市成立了美丽湖州建设领导小组，减污降碳有关重点部门被纳入其中。

有的城市加强战略规划有机衔接，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直接提出了减污降碳的要求，并积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统筹融合。

还有的城市加强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如福州、温州等地将碳排放影响评价作为环评维度之一尝试施行，推进环评与碳评衔接；重庆市要求在对火电、水泥两个行业企业核发（换发）排污许可证过程中，需载入企业上年度碳排放数据、碳排放管理和履约要求等信息，推动排污许可与碳排放协同管理。

城市层面根据自身实际先行先试，在顶层设计指引下，各行业、企业迎来政策利好。

“这将支持清洁低碳企业良性健康发展，推动不清洁不低碳的产品和技术设备升级换代。”严刚建议，企业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抢抓机遇，更加注重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对此，《实施方案》鼓励企业采取工艺改进、能源替代、节能提效、综合治理等措施，实现污染物和碳排放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支持企业进一步探索深度减污降碳路径，打造“双近零”排放标杆企业。

前不久，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加快推进生态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力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纲要（2021-2030年）》，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适应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求的现代生态环保产业体系。

“可以预见，在新发展格局中，绿色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相应的减污降碳产业、技术、产品以及模式，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创新突破的热点领域。”严刚认为，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将会发生深刻变革。

减污降碳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如今，“全民减碳”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社会公众追求绿色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的方式蔚然成风。

自2012年设立“全国低碳日”起，我国各地和各行业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行动。十年来，全民节能意识越来越强，绿色低碳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以电子支付为例，近5年来，在生活缴费场景下，通过微信支付完成线上生活缴费减少出行的减碳量合计为334.61万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方案》的出台，既是对减污降碳工作的总体部署，又是具体的行动指南。下一步，应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锚定美丽中国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