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污染物作为饮用水污染防控的新领域，存在污染种类又‘新’又‘多’，且其环境迁移转化途径不清晰、健康风险不明确、常规处理技术时效低、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对饮用水水源中出现的新污染物，尚缺乏切实有效的防控技术与治理手段。”也因此，侯立安院士将目光汇聚在饮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术，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助力防控策略的提升，并总结梳理形成防控技术“路线图”。

而我国地域广阔，水环境中新污染物的分布，又有何差异性？

侯立安院士对此指出，在于其分布的时空性、差异性明显。

“新污染物分布区域广、区域聚集性明显，与工业化、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程度密切相关，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分布较多。”

此外，不同新污染物的重点分布区域差别大，与区域内主体行业类型密切相关。如抗生素类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医药行业发达地区；微塑料则主要分布在沿海或近沿海地区。

水中新污染物分布水平呈现东高西低、下游高于上游的分布特征，表明其自然降解能力较差，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和积累性。

“这就给我国的水安全保障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污染物的进化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污染的风险接踵而至。”侯立安院士说。

在他看来，我国饮用水水源新污染物的研究正逐渐兴起，亟须开展防控研究，以提高防控总体水平和能力，为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这是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的迫切需求，也是打赢碧水保卫战的重要保障。”侯立安院士强调。

“通过攻克上述关键技术与装备，掌握一批世界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实现新污染物防控体系的标准化、优质化这一目标。”侯立安院士表示。

防控新污染物，从技术端该如何发力？侯立安院士强调四大重点任务。

即完善新污染物对饮水安全评价体系、加快新兴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平台建设、加强饮用水供水系统中的新兴污染物的智慧化监测以及发展和储备绿色、高效的新兴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为当前急需的重点工作。

新污染物水样成分复杂，应借鉴国外化学品管控制度，强化新污染物的源头控制。侯立安院士进一步指出，“在其识别理论与方法、去除原理等基础研究上优先开展相关攻关，建立快速、高效、灵敏的新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加大新污染物监测力度和普查水平。”

与此同时，依托面向2035年的饮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术，可以选择存在新污染物风险的自来水厂，构建“预处理+强化常规+实用型去除工艺”的多级屏障处理技术，开发绿色、高效新技术，对各项生产参数进行优化，对常规自来水供水工艺改造升级，最终实现饮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从基础理论到关键技术、再到工程应用的整体提升。

侯立安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大力度设立“新污染物防控”重点专项，打造综合性研究平台，实现科研和工程成果数据共享。

在监管制度上，建立饮用水水源新污染物的防治制度体系，覆盖污水处理厂、医院、养殖场等污染点源，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大监察力度，对主要污染物排放行业加强监管、检查、整改、验收，从根本上控制新污染物的排放，降低对水环境的污染。

充分发挥政府和相关行业的主导性，侯立安院士指出，可建立适应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体系。

侯立安院士表示，人才培养同样至关重要。“新污染物防控涉及环境化学、生物学、分离工程和分析化学等，应进一步培养相关人才，培养多部门统管的水环境领域人才。同时，提高政府部门的引导力，整合多方资源，推进科普宣传和公众沟通。”

在国务院印发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中明确，“十四五”期间，将系统构建新污染物治理长效机制，形成贯穿全过程、涵盖各类别、采取多举措的治理体系，统筹推动大气、水、土壤多环境介质协同治理。

“在国家政策引导和驱动下，新污染物将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和长期治理的新焦点和新领域。”侯立安院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