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曾在2019年5月发表一篇题为《Not So Cold Comfort》的文章，较为客观的陈述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相对于发达国家顶峰时期的人均碳排放效率。今天《国际E观察》将文章主要内容进行编译，以供各界参阅，从而帮助大家客观认识我们国家碳排放在人类工业化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后来者开辟一条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但更加高效的低碳排放道路。

图1：天津市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重污染天气预警标识（红色应急响应为厂区关停）

近些年来，中国凭借四个级别的雾霾天气警告以及对有毒有害垃圾（国际）倾泻说“不”，成为世界上投入巨资进行环境整治的A级展示区域。中国日益增长的肉食消费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使她成为全球关注气候变化的人们的关注焦点。

  图2     我国传统炊事工具—风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作为“温室地球”的风箱标签被（严重）夸大了。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自185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9年的美元为12,000-16,000美元的国家/地区，按人口加权平均每人每年产生10.6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气体（美国1979年人均排放顶峰为22.13吨/人；澳大利亚第二高，为19.15吨/人；德国峰值14.25吨/人;英国峰值为11.85吨；韩国峰值为12.41吨/人，编者根据数据测算）。而中国在2016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4000美元时，人均排放量仅为9.3吨。在同一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均排放远远少于西方国家。

当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收入与现代中国类似时，它们依靠效率低下的电站和汽车，每人排放了16.6吨。中国目前的排放强度，相当于发达国家1885年的排放水平。

图3：基于历史维度的中国人均排放水平

今天，中国庞大的人口与GDP的快速增长相结合，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产生160亿吨温室气体，是1900年全球总产量的4倍。

图4：中国碳排放正在爬峰

为了防止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达到可能导致灾难性变暖的水平，中国必须做的不仅仅是超越富裕国家的过去记录。而是还要继续努力，让人均排放量实现空前下降-至少要达到类似富裕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更高的碳效率水平。理想情况下是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较贫穷的亚洲国家探索出一条更为高效率低排放的路径，从而使得他们在变富裕道路上减少对碳排放的依赖。

图5   能源饥渴的印度底层人民（energy-hungry India）

      对于印度、印尼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它们坐落在闷热的纬度上，那里的农民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伤害，他们必须反过来研究如何在更优于中国排放路径的情况下达到中等偏上收入的地位。

图6：中国正在迈向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值得赞扬的是，在公众对空气污染的担忧的刺激下，中国已将绿色政策列为优先事项，例如从燃煤电厂转向更多可再生能源，并建立了排放交易系统。

中国的年排放增长率已从2002-11年的9.3％降至2012-16年的0.6％。水泥密集型建筑热潮的减弱将进一步减缓排放。但是，为避免严重的变暖带来的气候风险，中国要采取更加具有智慧的但更具挑战的措施。

注：

本文为第9期《国际减碳前沿动态》，译文或有出入，欢迎有关单位/机构和个人转发，并注明出处。 如需英文原文，请联系我们：icet2018@126.com

编译：清洁能源小兵，iCET专家成员，中英创新领军人才LIF

感谢英国伦敦华人学者翟昂先生提供素材。

附：关于国家国际清洁能源拔尖创新人才项目

      国家国际清洁能源拔尖创新人才项目专家成员为国家在“十九大”之后选拔并集中培养一批既了解国内情况，又具有国际视野，既懂得国际前沿技术，又懂得战略政策的复合型领军人才队伍。

      项目导师来自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马里兰大学、美国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埃克塞特大学、卡迪夫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德国鲁尔大学，慕尼黑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麦拉达伦大学、乌普萨拉大学、隆德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意大利比萨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多伦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著名大学和国际研究机构。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国际人才后备梯队，专家成员将接力老一辈清洁能源开拓者和引领者，充分链接国际清洁能源和环境领域国家专家资源和前沿技术，围绕国内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现实的热点难点课题开展创新性研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为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战略目标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