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和四十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一样，现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凝聚共识，需要打破机制障碍、破除利益藩篱。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徐祥临教授，把“始终和农民兄弟站在一起”作为自己人生信条，为农业的高质高效、乡村的宜居宜业、农民的富裕富足鼓与呼几十年。徐祥临教授的这篇文章观点极具改革创新精神，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开具了一剂良方。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必须有效开拓农村市场，早已是官方与学界的共识。但究竟如何开拓农村市场，多年来见仁见智。本文提出，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高标准的土地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是现实可行的选择。朝这个方向努力，今后十多年我国经济年增长率重回7%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是党的十九大闭幕两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对振兴后的乡村景象的具体擘画。众所周知，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家画家黄公望的传世名画，描绘了当年浙江富春江两岸秀丽山川和田舍人家。毫无疑问，中国农民都希望拥有这样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场景，城镇居民也会十分向往。对于如何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习近平指出的办法是“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和“人居环境整治”，目标是增加“自然资本”或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有人会质疑：能够做到吗？当然能做到。自然景观是天造地设，无需人工耗费，农田和村舍已经被汉字记载了千百年，我们只要把现代生产生活必备设施置入其中就可以了，主要是建筑、交通、能源、用水、通讯设施及土壤整治、草木栽植等。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农村和我国一些比较先进的农村都已经做到了。从技术层面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农民能够进城建造高楼大厦，在村庄范围内建设高标准农田等现代农业生产设施，改造自己的家园，为自己修建乡村别墅，没有任何技术障碍。从市场交换的角度看，又正是以建材产业为主的非农产业所急需的。在乡村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难点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思想观念能否更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是否到位。

首先，要不忘“消灭三大差别”初心，摒弃农村就该“低档次”的陈旧观念。

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之一是消灭“三大差别”——工业与农业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新中国诞生后，我们党一直高举消灭“三大差别”的旗帜。但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家政策让农业农村处于受到工业和城市剥夺的地位上。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提到农业农村农民，就形成了低档次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一些部门和地区制定的开拓农村市场政策。

比如，2007年，我国开展家电下乡活动，说得直白点，就是财政拿出一些补贴，把中低档次的家电产品（主要是洗衣机、电视机等）卖给农民。从短期看，家电下乡取得了一些效果，在农村确实多卖掉了一些家电产品。但从长期看，家电下乡有害无益。一是这项政策隐含着一个歧视性判断，那就是农村是低档次商品的消化地，理由是“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实际出发”，从而强化了决策者的农村“低档次”观念。二是家电下乡政策主要是延续了那些低档次家电产能的寿命，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淘汰落后产能的大趋势。

再比如，近些年一些地方在农村大力推行“合村并居”，就是把几个自然村的农户住宅集中建到一个新社区，美其名曰，改善农户居住条件，让他们过上城镇居民的生活。笔者现场看过多个这样的农村新社区，虽然有些农户确实认为自家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但从长远看，就是让农民住进住宅建筑质量和环境都比较差的低档次社区。

了解市场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靠“低档次”是永远不可能取得竞争优势的。只有追求高档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农村要现代化，必须摒弃低档次思维，走高档次发展路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思路，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农村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目前有关部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停留在多生产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狭窄范围内，没有同增强综合国力和保护发展农民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

那么，高档次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线从哪里起步？如何有效扩大农村市场规模？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但万变不离其宗。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城镇化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在操作层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创新，那就是各地区都从建立经济开发区起步，也就是规划出一块地方搞“七通一平”。在城市二三产业有了一定规模发展的基础上，房地产发展起来，成为创造GDP、税收和增加就业岗位的主导产业。把这些现代化建设内容通俗地、一般化地表达出来，就是对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场所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和改造。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同样离不开这些内容。

其次，要充分认识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巨大经济增长潜力。

我国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低于7%，能否保住6%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新冠肺炎疫情让一些人认为将开启“5时代”。本文认为，如果不改变农业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活力的现状，“5时代”也持续不了很长时间。相反，把农村市场潜力挖掘出来，国民经济年增长率重回7%以上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潜力就在富春山居图中。

我们做一个大致的匡算，也就是不包括细枝末节部分，而且主要是把目光聚焦在农民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场所上面，也就是耕地和房子。

我国有20亿亩左右的农田，三分之一属于高标准农田，其余三分之二是“靠天吃饭”的中低产田（此外，还有总面积数倍于农田的林地、草原、湿地，与农田具有同等重要性，这里就不讨论了）；有2.6亿农户，很多还住在土木结构的老房子里，即使是砖混结构或整体浇注的住宅，相比于城镇居民住宅，档次也普遍偏低。只要有投资就能够迅速提升农田、农房及整个农村的质量和品位。

先说改造中低产田。查阅相关文献很容易了解到，我国中低产田占到农田总数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几十年没有变化，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软肋。形成这一局面，这既不是因为农田质量一成不变，也不是因为几十年来没有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而是农田质量的退化与修复处于大体平衡的状态。多年来，我国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投资强度是每亩1000元至2000元，只相当于农田整治水平比较高的日本的三十分之一，整治出来的农田质量当然是很低的，很容易退化为中低产田。日本大概是以15年为周期对农田进行一轮整治。参照这个标准，我国每年应当对1.4亿亩耕地进行实实在在的高标准整治。剔除各种不可比因素，要达到日本普通农田的整治水平，我国的农田整治投资强度需要达到每亩10000元。这样，全国每年的投资总额就可以达到1.4万亿元。

再说村舍改造。我国现有2.6亿左右户藉在农村的家庭。在工业化、城镇化突飞猛进的时代，笼统地把他们都称作农户是不科学不准确的，他们中间很多家庭全年不生产任何农产品。我国现有进城农民工2.8亿人，这些人如果不愿意回到老家务农，就应该让他们在城镇安家落户。因为农村的凋敝状态首先是以这些家庭没人照管的房舍院落为表征的。他们彻底移居城市，不仅有利于农村发展，还会给城市经济增长带去动力。我们设想，今后15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下降到1亿户左右，即有1.5亿左右家庭由农村移居城镇，每年城镇新增1000万个家庭，按照目前四线五线城市中等购房及装修水平，每户投资50万元，全国该项投资总额就是5万亿元。同样，农村按照“家家住别墅”的标准（参照日本、韩国普通农舍的建筑面积、质量、品位）改造农舍，每户投资50万元也差不多够用，每年改造约700万户，投资总额是3.5万亿元。这样，源于现有农村户藉家庭的投资总额就可达到8.5万亿元。

综上所述，把整治、改造农村土地和村舍两项的投资相加，每年就接近10万亿元。即使投资乘数效应只有0.3，也能够推动我国2019年的GDP增长率增加三个百分点。这样，即使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率为5%，加上这个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也能够使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显然，这类投资属于实体经济投资，而且是实体经济中的“硬核”部分。所以，只要大规模启动农村投资（包括农户进城落户），那么中国经济重新回到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恰好补上了农业农村现代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短板。

再次。体制机制改革要到位。

有很多人会追问：到哪里去找每年投到农村的10万亿元资金呢？

同样的疑问，几十年前也曾经有人提给想搞经济开发区的地方党委政府和搞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家。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笼统地说，在这些投下了天量资金的领域，我们基本上没有利用外资，只是搞了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就把资金瓶颈制约打破了，国民经济就大发展了。农村也应该这样，只是具体做法要因地制宜而已。

现阶段，在乡村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条件比过去在城市搞房地产开发好多了。因为，农民手中掌握的资金资源大大超过每年投入10万亿元的需求量。全国乡镇数量超过34000个。平均每个乡镇范围内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不会少于5亿元，全国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必然超过15万亿元。这些存款几乎全部归农民所有，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在城市银行网点开设了存款帐户，没有计算在内。多少年来，乡镇范围内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很少有达到20%的，大部分金融资金通过商业金融系统流入城市了。也就是说，只要把农民手中的闲置资金运用起来，全国一年筹措10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能的。还有，官方披露，2017年中央财政投入的涉农资金1.7万亿元，其中直接投放到（农）村里的部分，最保守估计也会超过5000亿元。所以，笔者常说：农村发展不缺资金，真正缺少的是把农村的资金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不解决这个问题，讨论多年的启动农村市场问题，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农业农村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所谓有效扩大农村市场规模，可以归结为，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农村低效利用甚至闲置着的土地、房屋、资金资源高效率地配置起来。

显然，这并不容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农村巨额金融资金外流，是因为农村金融机构掌握在不属于农民的商业金融机构手中。理论和实践都早已证明，商业金融机构从小农户手中吸收存款积极性很高，向小农户提供贷款的条件却极为严苛，甚至要求政府为它提供利息补贴，最为糟糕的是，源于农户的存贷业务利差却由掌控金融机构的极少数富人获取。

要改变上述局面，必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农民合作社体制的顶层设计，即让“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同供销合作社改革综合配套，加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业科技服务系统，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融为一体的农民合作社体系——简称“三位一体”。这种农民合作社体制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一是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组建农民合作社，将全部农户吸收为社员，而且乡镇以上社区成立联合社，形成庞大的农民合作社体系。

二是生产技术指导、供销、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务全部囊括在农民合作社体系之中，为小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并通过民主管理机制，让尽可能多的经营环节利润由农民分享，排除少数商业精英独占经营利润的可能性。

三是所有经营业务以金融为核心和纽带，为所有涉农经营活动提供强大金融支撑。有了这样的农民合作社体制，超过十万亿元的巨额农村金融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整治土地和村舍所需的巨额资金才能得到满足，彻底打破长期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短缺瓶颈。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不可思议。其实，农民的创新已经证明了以合作金融为核心的农民合作社的旺盛生命力。据央视报道，在湖北省鄂州市有个张远村，原来也同其他农村一样，衰败迹象明显。2013年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以资金互助（合作金融）业务为核心的农民合作社。既满足所有社员农户的生产生活贷款需求，又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整治了七零八落耕地和破败不堪的宅院。短短几年，村容村貌大变样，所有农田彻底整治了一遍。到2018年，张远村合作社的贷款总额超过1000万元，相当于合作社成立前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的七至八倍。全国有69万个行政村，张远村属于中等规模。如果各个行政村都达到张远村这个经营水平，全国农村每年投入10万亿元资金就会变成现实。

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体，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

“三位一体”类型的农民合作社体系在日本已经运作了上百年，其基本模式也复制到了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他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主要依赖这套体制机制。在“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发挥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国家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所有支农惠农财政资金都通过农民合作社体系投放下去，实现国家财政手段与农民合作金融手段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比如，某个建设项目需要资金，就由农民合作社信用部门提供贷款先行开工，有关部门认定符合政策目标后再由财政提供补贴支持。

二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有机结合。农村建设项目资金回收期比较长，像农舍这类项目很难直接回收投资，并不适合合作金融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日本的做法是，农民合作社信用部门把剩余资金投放给政策性金融机构，然后再帮助农民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获得中长期低息信贷资金支持，并为政策性金融机构管理信贷资金提供服务。

日本的这套支农政策框架很值得我国借鉴。我国财政投放的支农资金已经非常可观了，远远高于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起步乃至中期阶段。但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让财政资金变成了“胡椒面”，到处都撒到了，但总体效果差强人意。支农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多年，主要支持政府项目和国有涉农企业，并没有直接支持农民。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转向支持“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让所有农村建设项目及农业生产经营项目都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体进行运作，让所有经营利润都落到农民合作社体系之内，由农民共同分享。同时也要借助政府的政策支持，让“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尽快建立并完善起来。

国家支持“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绘制“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还必须注重规划先行。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首先要落实到城乡发展规划上，解决长期以来城镇有规划而农村没有规划的问题，从乡村产业布局、村庄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方面向农民提供高品位的规划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