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全国城市化率为27%，2020年跳跃至64%；199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为14011平方公里；2020年扩展到60721平方公里，增加3倍多。快速城市化发展成为城乡规划实践的巨大推力，大规模城市化空间扩展为城乡空间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为规划理念和理论的生长提供发展的沃土。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规划理念、规划制度与城市化发展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借鉴西方规划理念，国内有不少城市自称花园城市，深圳还有个光明城。新加坡花园城市也是基于霍华德“花园城市”和柯布西埃“阳光城市”的理念，本身并无规划理念创新。中国四十年的城市化似乎也没有产生自创的规划理论和模式，但是我们有数不胜数的规划措施和政策。总结如下，时间顺序不分前后。难免挂一漏万，有兴趣者可添加完善。

县域乡村发展方面：迁村并点、乡村发展三集中、乡村振兴、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共同富裕等；

城市发展方面：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新区、城市群、都市圈、示范区、先行区、示范样板区、职住平衡、十五分钟生活圈等。

参加规划方案评审会，会听到不少城市空间重构方面的设想，如“东跨、西聚、南控、北改、中优”等，不一定基于什么规划理论，多是源于经验的总结，通俗易懂，让政府和市民都明白城市的远景。

为应对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展，城乡规划需要空间理念。时至今日，我们仍耳熟能详的空间发展模式如花园城市、新城规划、城市美化、邻里单位等均出自二战前后英美快速城市化时期。提出规划理念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成效如何。规划学科的发展建立在规划实践的评估和总结之上，与城市化进展和规划实施息息相关。

笔者曾在“规划评论”栏目连续发表推文《基于理念的规划：重温花园城市（Garden City）》《基于理念的规划：重温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基于理念的规划：从规划原则走向市场机制的英国新城运动》，弥补国内城市规划理论教科书介绍西方城市规划理念时的缺陷（只介绍规划理念本身是什么，不关注规划理念的前因后果）。城乡规划中“城市问题—规划措施—建设实施—建成效果”的四阶段逻辑顺序，对其进行评估反思后发现，规划并不是越周全越细致越好，而是需要明了什么需要规划，什么需要留给市场和社区。对规划实践的评估与反思推进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西方现代规划学科的发展过程充分反映了这个逻辑关系。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在规划措施和政策指导下进行，实施的成效如何，很少见到评估和反馈。往往是一个规划措施正在进行，新的规划措施又出台了，规划师需要不断学习才能紧跟形势。城乡规划成为运动。“运动型”的城乡规划的口号很明确，符合公众的诉求。但是目标是否能够达到，措施是否能够实施，实践后的成效如何，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很稀缺。

“职住平衡”是规划措施之一，不少规划都有职住平衡的目标。每天上班的居民都会关心通勤距离和时间，降低每天的通勤时间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居民有职住平衡的需求。问题是我们能够将居民个体需求整合成一个地区（如五角场）的整体职住平衡，即五角场地区的居民都在五角场地区工作？只有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型国营单位才能做得到（如周家渡的上钢三厂和上钢新村），农业乡村社区也能做到职住平衡。市场经济下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常是员工跟随就业，员工就业区位确定后选择居住区位，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和经济制约，员工理性的选择是就近居住。但是，城市生活有很多选择和约束，居住区位选择亦是如此。在住房价格、学校质量、生活环境等条件约束下，最短通勤距离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况且职工改换工作和工作地点也并不罕见。静态的职住平衡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动态的职住平衡取决于市场的选择，也取决于住房租赁是否成为主流。职住平衡是无法通过规划实现的目标。

目前流行的“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运动，意味着以社区为单元，城市居民能够在十五分钟空间距离内享受日常服务设施。编制规划时有两个挑战。首先是社区为单元的概念是否成立? 每个市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区位，形成各自的生活圈。一个城市社区的居民怎么会有集体共同的生活圈？除非是郊区新开发小区，周围的设施匮乏，居民没有选择；或者农业社区村庄农民集体的生活圈高度重叠。城市的社区集体生活圈概念不成立。第二是高密度城区居住社区数量多、分布广，居民可以选择使用处在不同区位的设施，服务设施与被服务社区不一一对应。倒是可以以服务设施为主，确定十五分钟的服务半径，“十五分钟设施服务圈”。

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度建立之后，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城市更新模式受到土地产权的限制，是否还有“运动型”规划的空间？